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拗相公与司马牛的君子之争

通讯员:郭义民←点击姓名查看 单位:江西分异公路分局 日期:2018-10-22

  【郭义民】王安石和司马光,是北宋政坛的一对“双子星”。拗相公是当时宋朝人送给王安石的蔑称,司马牛是苏东坡为司马光起的绰号。两个人年纪相差两岁,都很牛、很犟,都是著名的文学家、政治家,年轻时都在著名清官包拯手下当差,都位列为相,两人学养、文章、道德都堪称楷模,都很节俭,私生活也特别值得称道,有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,而且两人同年去世。两人之争本来开始是一场政见之争,最终却引发了党争,不能不让后来人叹息。

  历代笔记对王安石党与司马光党的恩恩怨怨多有涉及。宋朝党争之祸,肇始于元祐诸儒,他们褒司马之过而贬王之太甚。王安石在他们笔下大抵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副形象:认为王安石在学术思想上托经术以坏天下,为学不端,为学不正,毒化天下苍生;人品不端,有点邪门;行事上,打击君子,庇护小人;个人形象极不佳,衣冠不整,蓬头垢面,就像犀利哥等等。张子韶更是将司马光立为君子党,王安石立为小人党。元祐后人借不关乎政见之细枝末节模糊或者说贬损当事者的形象,似乎并未弄懂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恩怨纠葛到底在哪里,其实两人之争就是政见不同而已,跟人品、衣冠等无关。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,实现富国强军、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,而非为了一己之私,两人都胸襟坦荡,情怀无私,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。如果没有政治见解,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能会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。
  两个人政见和对变法的交锋主要在三封来信和复信。司马光作为大臣,坚持自己的观点,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,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,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司马光看来,祖宗之法不可变是天理。作为史官,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,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要失败的,而作为朋友,他三次给王安石写信,希望王安石能够停止改革变法的脚步,王安石给他回了著名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在王安石和司马光身后,“元丰党”和“元祐党”之争由君子之争变为小人之争,实在是后来者没有王马二人的道德品行。
 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,他们不爱官职,不殖货利,清正廉洁,朴素无华,不好声色,不喜奢靡。翻开《宋史》,王安石身为宰相,并无私第,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,只有茅舍一处,仅能遮蔽风雨,四周连院墙都没有。司马光竟然典地葬妻。他们有同僚,但无私党。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、吕惠卿等,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,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,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。司马光与蔡京终没有结成朋党,也正因为此。
  两人在庙堂之上虽然针锋相对,彼此却惺惺相惜。君子和而不同,我反对你执政的理念、方法和手段,并不意味着对你个人道德品质的否定。当皇帝询问王安石对司马光的看法,王大加赞赏,称司马光为“国之栋梁”,对他的人品、能力、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,正因为如此,虽然司马光失去了皇帝的信任,但是并没有因为大权旁落而陷入悲惨的境地,得以从容地安心著书。风水轮流转,司马光为宰相,王安石被罢官,很多言官就跳将出来,向皇帝告他的黑状,司马光没有落井下石,他恳切地告诉皇帝,王安石嫉恶如仇,胸怀坦荡忠心耿耿,有古君子之风,请皇帝万万不可听信谗言。这就是君子之争,待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有底线。
 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往往没有好下场。比如商鞅,最后被车裂,张居正,被从坟里挖出来鞭尸。幸而王安石的道德无懈可击,所以对他个人的评价很少争议,可是安石的学生和追随者几乎统统被写进了奸臣传。今天的我们再看王安石,觉得他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家,是个政治天才。他的眼光和思维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,《青苗法》已经有了今天按揭贷款的意思,只是那个时代难以适应和消受。他的制度在今天来说是好的,但是当时的官员队伍是落后的,再加上天公不作美,连年闹灾,结果好事就办成了坏事。因为受灾农民没收成,还不了贷,而各地官员只知政绩不知抚民,逼迫还贷,闹得不可开交。
  王安石如果不一意孤行,能做适当的妥协,能听进不同意见,那场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呢?只是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,拗相公也缺乏一些妥协精神。